自由在中国宪法上，既体现在争取自由的历史观、国家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也体现在国家的发展目标以及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形态，如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游行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等等。

其三，它第一次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由于这种请求权不是具体的，而且带有政治色彩，所以称其为抽象的权利。

受教育者无偿获得知识与技术，这样才能使其在进入社会时解除后顾之忧。再次，法律是否允许公民对国家不接受公民的具体生存请求指责为不作为违法，是生存权向制度化保障靠拢的重要关口。生存权对国家的第三类效力表现在对司法原则的改变上。既然公民有对国家关于生存权的立法提出请求的权利，那么当立法机关出现立法侵害时,对消极的立法侵害，公民同样有权利按照宪法的监督机制对立法机关提出不作为违宪审査的程序,以纠正立法的不法。穷人的生存联系富人的义务,国家成为生存权的保障人。

最后，公民的生存请求能否转化为属于自己的生存利益或生存条件，是生存权是否具有法定性格的标志。国家应公民的请求为当为的行为而使公民受益，国家活动的内容受公民的请求所支配。这种不确定性，无疑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不安与焦虑。

宪法为什么成为一种共识的基础？因为宪法是人民创造的国家生活规则，是共同体的最高规则，是一个能够提供自由与秩序相互统一的平台。在苏俄社会主义宪法影响下，魏玛宪法强调社会弱者的保障，强调社会公平的权利。个别国家主张不应禁止治疗性克隆，要为需要治疗的人提供帮助。因此，预防性的社会治理，关口前移的法治治理是十分重要的实践命题。

而国内学术界对疫情与法治关系的问题，关注点仍在于立法与修法，缺乏从理念、价值、未来人类文明以及思想性、原创性与基础性原理的探讨。因而，健康权必然蕴含着信息披露与分享的请求权，这是一个信息时代对权利内涵的新拓展，也意味着国家和政府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对此国际社会对正义、人权与健康权的平衡提出了新的指南与标准。

同一时间，联合国也发布《2019冠状病毒病与人权：共同应对》的声明。社会正义观不仅影响了国家的制宪过程，而且直接表现为制宪的指导思想与宪法文本。其特点是，重在平时的预防，建构良好的医疗保障制度，使一个国家遇到各种风险的时候能够有效应对。同时，提出任何人都不应该被遗忘，任何人都不应当被忽视。

自由权被称为第一代人权。当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能否以年龄作为标准发放呼吸机，这种标准是否属于合理差别？是一体保护，还是有差别的保护？哪种标准更加接近社会正义原则？生命本身的机会也遇到不平等问题。医生和护士的人数配置，强制保险和个人医疗保险的有机结合，医疗保障方面的支出在整个德国的GDP当中比例比较高。因为宪法中承载着令人自豪的历史，现实的主流价值观以及对未来的合理期待。

（六）社会正义与秩序 一谈到秩序，我们很容易把它与自由和正义对立起来，或者理解为消极概念。基于对社会不平等的反思，人们将追求平等的期待寄托在正义的关怀与制度上。

所谓合理差别指的是具有合理、正当理由的差别。正义按其应用的对象可分为社会正义、政治正义、经济正义、法律正义、道德正义等。

基辛格博士认为，疫情以后即便各个国家采取措施，但也很难回到原来的国际秩序，因为疫情会改变国际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各国普遍采取了包括宣布紧急状态在内的各种措施，限制了公民的一些自由。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了如果没有国家的积极干预，没有国家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制度，光靠个体的力量，靠自由权本身的力量，难以有效地保护个体的生命与健康。如果这种现象继续存在，将会大大压缩人们享受自由的空间，导致正义原则的削弱。在科技与疫情的关系上，疫情带来的各种挑战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因为宪法承载着文明的历史、文明的生活与文明的合理期待。

国家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满足于形式平等（机会平等），但对社会正义所需要的实质平等的落实并没有建立制度性的保障。从宪法发展史看，生命与生命权是不同的概念，有生命未必拥有生命权，生命权的构成则以生命为基础。

我们不能在神圣的社会正义的旗帜下，让享受正义的主体过多地承受不正义的压力。特别是《宪法》第33条人权条款实现了对自由价值的拓展与规范化。

疫情不仅威胁着人类的健康，更可能带来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严重的经济冲击。特别是宪法在多元利益的冲突与博弈中，保持其包容性与明确性是十分重要的特点。

而社会正义是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与原则，疫情后的世界更加期待重塑社会正义。最好的对策是，在法治保护人权的同时，运用安全措施对直接的威胁作出符合比例的应对。如果一个社会缺乏社会共识，那么会导致每个个体的焦虑、不安，甚至是有时候会感到一些恐惧，如何消除人们这种不安的生活状态？让人类生活具有确定性，生活的安定性，同时对未来生活具有稳定和合理的一种期待就是宪法。宪法作为自由之法，始终将捍卫自由作为自身的使命与价值。

基于正义的内在价值，人类的健康自然成为正义所追求的目标与内容。疫情带来的新的不平等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个社群的成员，是通过某种关于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的共同意识，以及一系列建立在有关世界和美好的独特愿景基础上的意义而联合在一起的。当然，立法和修法是重要的，比如生物科技方面，我们需要制定法律。

例如疫情期间，没有手机的公众是很难正常生活的，没有健康码等大量便利措施，有时寸步难行。魏玛宪法重视个人实质自由、多元价值及社会公平正义等的实现，强调国家通过积极的行为，让公民享有最基本的物质保障。

（一）更加重视宪法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凝聚宪法共识 如何形成自由、正义与秩序价值的统一？基本途径是，以宪法共识确立和寻求自由与秩序的统一。在疫情期间，通过医疗手段来救治公民的时候，基于社会正义的要求，国家要具备足够能力，积极履行救治义务。（一）社会正义与尊严 人的尊严是古老而崭新的命题，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从生命到生命权的演变是人类宪法文明的一个成果。

所以，从政治共同体的历史发展到宪法上的国家发展目标，以及宪法中规定的个体和公共利益的平衡上，我们需要从秩序的正当性来理解宪法的公共性，并以宪法所体现的正义原则消解自由与秩序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平等的确只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而非绝对性的概念。

虽然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有不同的想法，但大家都认为人类文明最高的价值是个体平等的生命，生命价值是没有优劣之分的，几十亿人面对同一个病毒的时候，每个人生命都应该受到平等保护。这时我们需要平衡两种不同价值，个体的宗教信仰自由固然重要，但是为了保护宗教信仰者的健康和生命以及他人的生命，我们不得不限制宗教信仰自由。

这表明人类有一些共同的基本价值。自由权和经济文化权至今仍是宪法基本权利的通行分类。